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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
文章來源女性：《中國國家歷史》肆拾壹期
文章作者女性：揚州大學附屬中學東部分校 魯東海
李贄是明朝重要的思想家，他善於思考，不受儒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叛精神女性。李贄針砭時弊，反對理學空談，反對傳統倫理對女性的歧視與貶抑，認為女性中不乏傑出分子，她們應該擁有某些權利。其女性觀率性而任真，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時人目為異端。近年來學界對此多有關注，一些文章認為李贄提倡“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筆者研讀後發現這些研究普遍存在明顯缺陷：一是研究方法上，分析缺乏歷史的動態感和生成性，沒有真正理解李贄思想形成的事實邏輯；二是評價結論上，論於史前，先入為主，存在盲目拔高的情形。
李贄
一次與友人論文時，李贄曾說：“凡人作文皆從外邊攻進裡去，我為文章只就裡面攻打出來，就他城池，食他糧草，統率他兵馬，直衝橫撞，攪得他粉碎女性。” 本文擬借李贄的“為文之道”，從其“童心說”切入，沿著他的生活軌轍與思想邏輯，由內而外地觀察和剖析他的女性觀。
一、“童心說”女性：盡情綻放率性與任真的個性
宋代儒學在兼收幷蓄的基礎上形成理學女性。其中北宋的程顥、程頤兄弟和南宋的朱熹成就最為突出，因此理學也被稱為“程朱理學”。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他強調存天理、滅人慾，要求人們遵從傳統的倫理道德和社會秩序。這一思想有利於維護封建統治，束縛了人們的精神追求。耿定向是一名理學家，他是李贄的論敵。他於萬曆十四年（1586 ）給朋友的一封信中，稱李贄“以妄亂真、壞教毒世”，是個“縱情任欲”的人，李贄得知情況後予以反駁，寫成《童心說》一文，闡述自己的思想觀點。
“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女性。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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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贄認為童心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是未受俗世汙染的清純童真，它是做真人、說真話、做真事、寫真文章的前提女性。“方其始也，有聞見從耳目而入，而以為主於其內而童心失。”童心本來是每個人都有的，為什麼後來丟失了呢？
《四書章句集註·大學》
“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為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為讚美之語女性。又不然，則其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訪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謂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為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為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雲耳。”
李贄認為那些經過腐儒們不斷穿鑿附會，彙集而來的經籍，真偽難考，已經成為“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而人生活在當時的社會之中，便不可避免會受到外界“聞見道理”的浸染，“童心”就會在這個過程中受到遮蔽，即李贄所說：“夫既以聞見 道理為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女性。”這裡的聞見是指社會價值觀念影響下的社會習俗，道理是指官方認定的價值觀念，美名、醜名是以社會價值觀念為尺度衍生出的社會評價，個體在這種社會價值觀念的影響力下便會丟掉最初的童心，若失去童心，真心便也會失去，便無法做一個“真”人。耿定向“恃真斥妄”，批評李贄“壞教毒世”，意在借聖賢名教的權威維護封建倫理綱常，李贄卻“明真揭假”，冒天下之大不韙，直接抨擊儒學經典“四書五經”，否定其本身的權威性，將假人、假文、假道學的真面目揭露在世人面前。李贄遵從“童心”引領，已至耳順之年，在《童心說》一文中盡情地綻放了率性與任真的性格。
李贄約自四十歲開始，從“奔波生計”轉變為“折節向學”，由陽明心學進入學術的堂奧，所謂“五載春官，潛心道妙”，當是指他在北京禮部任上窮究心學的情況女性。李贄接受心學基本觀點，既把“心”看成是宇宙的本原，也把“心”當作思考的路徑，認為弄通心之本體，則一通百通。後來，李贄赴南京刑部工作時，追隨泰州學派的重要人物羅汝芳、王襞等研習心學。同時，李贄還深入探究佛學，研讀老莊，至定居麻城龍湖寫作《童心說》時，已能將儒、釋、道三教融通，思想漸趨豐富和成熟。綜合來看，李贄的“童心說”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1. 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女性。
儒、釋、道三家對“最初”，即“人之初”的解釋並不一致，李贄偏向於佛家，為“父母未生前”女性。李贄認為“童心”的基本狀態就是佛教所謂的“空”與“淨”，與之相對立的應是父母生之後的“聞見道理”，就是所謂的“染”，人出生後一旦聞見道理就破壞了最初的童心。
羅汝芳三教圖軸
2. 童心即“真心”，做人必須做“真人”女性。
莊子《大宗師》用三千餘言談“真人”，李贄特別欣賞這一篇，做了三千餘言的註解女性。李贄雖然也談禪論道，但是堅決反對空談心性。李贄結合自己的人生閱歷，觀察到“人性本私”：“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如多積金寶，如多買田宅為子孫謀，博求風水為兒孫福廕。”他崇尚莊子主張的道法自然，認為儒家所謂的仁義道德不合乎自然本性，所以，李贄每每論及人的本性時，多以“真人”為標準，批判儒家以仁害性，指責理學家假模假樣、口是心非。
3. 童心即“直心而動”，率性而為女性。
“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李贄強調順從人的自然本性女性。他所希望的社會狀態是“各人各自有過活物件。以酒為樂者，以酒為生，如某是也。以色為樂者，以色為命， 如某是也。至如種種，或以博弈，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總之，任何人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口裡說什麼就做什麼，一切都遵照內心的召喚，實現精神的絕對“自由”與“快樂”。
李贄的“童心說”以“本心”（即“童心”）為基礎，以“真心”為核心，以“直心”為表現，三者互為條件，互相補充，構成一個整體，在內為李贄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在外為李贄的性格面貌，進而深深地影響著李贄的女性觀女性。有學者認為：“童心說”是李贄生命的底色，貫穿於李贄整個思想體系和畢生的生命實踐中。因此，掌握李贄的“童心說”，有利於我們深刻理解他的女性觀。
二、“與百千萬人作對敵”女性：為史書中奇女子鳴不平
李贄初到黃安，於耿家天窩書院教書之餘，閱注史籍頗有心得女性。萬曆九年（1581 ）冬，他在給摯友焦竑的信中說：“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誰與辨雪！故讀史時真如與百千萬人作對敵，一經對壘，自然獻俘授首，殊有絕致，未易告語。”在這封信中，李贄表達了為“辨雪冤屈”，要“與百千萬人作對敵”的狂妄的歷史觀。《藏書》是李贄最重要的史評著作。萬曆十六年（1588 ），李贄完成了初稿並抄錄了一份給焦竑，請他校訂文字並作序，此後數年自己又多次刪改。書中選取了春秋戰國至元代的800 多位歷史人物，在卷六十三、六十四《親臣傳》中重點品評了31 位女性。書中對武則天善於用人方面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勝高宗十倍、中宗萬倍矣”，“試觀近古之王，有知人如武氏者乎？亦有專以愛養人才為心、安民為念如武氏者乎？此固不能逃於萬世之公鑑矣”。講到楊貴妃時，李贄認為發生安史之亂的主要原因不在楊氏兄妹而在唐玄宗本人，“親平韋氏，身見色荒，父子兄弟，日夕憂危，而旋自蹈之。玄宗之罪，可勝誅哉！”提到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私奔之事時，李贄認為“當大喜，何恥為？”“正獲身，非失身”“歸鳳求凰，安可誣也！”李贄的評論為武則天、楊玉環、卓文君等女子翻了案，糾正了以往好事者對這三位女性所使用的“牝雞司晨”“女子禍水”“私奔”等汙衊之詞。後來李贄因反對道學而與耿定向意見衝突，不久便從黃安遷居麻城。此時， 李贄又把南朝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和焦竑的《焦氏類林》兩本書重新分類編輯，批點評論，定名為《初潭集》，於萬曆十六年（1588 ）出版。在編排著作目錄時，李贄打破了傳統的五倫關係，將夫婦放在首位，將君臣放在最末。在《夫婦篇總論》中，李贄強調說：“夫婦，人之始也……然則天下萬物皆生於兩，不生於一，明矣。”後來刻印《焚書》時，李贄又將這篇文章放入，並在標題邊上加了四個小字——“因畜有感”，意思是說，自己的想法受到人口延續的啟發。在夫與婦相互結合，維繫人類繁衍的過程中，李贄強調了女性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已故著名哲學家孫叔平先生認為，《夫婦論》的觀點是唯物的，有利於否定宋明理學虛無縹緲的“一”“理”“太極”等概念。在《初潭集》卷二“才識”“言語”“文學”中，李贄讚賞了80餘位女性，並在“才識”篇後評說道：“此二十五位夫人，才智過人，識見絕甚，中間信有可為干城腹心之託者。”大膽地稱讚她們“是真男子”，甚至“男子不如也”。“言語”篇中評價東晉才女謝道韞“大有文才……一人可分三四人”。可見《初潭集》與《藏書》擁有一貫的歷史觀，即對封建舊倫理的蔑視和對女性的尊重。
武則天
舊傳統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李贄卻為女性歌唱和揚名，究竟出於怎樣的動機呢？我們不妨透過“童心說”這把鑰匙走進李贄當時的精神生活女性。
當初下了大決心棄官、棄家來到黃安，本想與頗通禪機的耿定理談佛論道，但耿定理不久便過世，令李贄精神極度苦悶女性。因教育理念的巨大差異，李贄又與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發生思想衝突。這時，李贄發現黃安其實是個理學中心，人們普遍醉心於功名利祿，根本沒有研究學問的環境，想結交幾個真男子十分困難。李贄在給焦竑的信中感嘆道：“索豪士於鄉人皆好之中，是猶釣魚於井也，胡可得也？”在給曾經的同僚駱問禮的信中，他也表達了苦悶的心情，同時告訴了對方自己解悶的方法：“新邑僻陋實甚……非惟出世之學莫可與商證者，求一超然在世丈夫，亦未易一遇焉……則其勢自不得不閉戶獨坐，日與古人為伴侶矣。”李贄打算透過閱讀歷史典籍，尋找“勝己之友”，以獲得精神快樂。
《初潭集》明刻本
李贄讀史時發現“魏、晉諸人標緻殊甚，一經穢筆，反不標緻女性。真英雄子，畫作疲軟漢矣；真風流名世者，畫作俗士；真啖名不濟事客，畫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負”，這就激發了李贄求真的思維品質，哪怕與千萬人作對，也要推翻傳統定論，包括為那些歷史上被貶抑的女性正名，“以其是非堪為前人出氣”。目結果李贄憑“童心”“真心”“直心”，發現了不少奇女子，並認為她們甚至勝過真男子。不過應該看到，李贄雖然高評武則天，但沒有跳出“聖主明君”的窠臼；讚賞衛敬瑜妻子王氏是“義感禽鳥”的節婦，但還是在舊倫理中為女性歌唱。即便同情方氏、袁氏等女性的處境，他也終究未曾跳出以“貞節”“道義”為核心的封建女性評價標準，正如《初潭集》卷四末尾評語所云，“雖為節婦，為烈女，如卓老所誇羨以為非真男子不能至者”，本質上仍是將女性價值牢牢框定在傳統倫理的枷鎖之內。正如李贄所說：“山中寂寞無侶，時時取史冊披閱，得與其人會覿，亦自快樂，非謂有志於博學宏詞科也。”李贄為歷史女性翻案，為優秀女性高唱讚歌，主要出於一貫的求真思維和隨心而動的性格。雖有時代侷限，但他的言論對重塑女性群體的社會地位具有積極意義。
三、“見無男女”女性：為現實社會中女子學道權辯護
《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寫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 ），是李贄為現實社會中女子直接發聲的主要文章，在文中他為女性參禪學道的權利進行了辯護女性。
李贄在麻城開壇講學，吸引了很多善男信女，其中有澹然、自信等女性女性。李贄對澹然最為欣賞，互相以師相稱。一次澹然生日時，李贄贈詩曰：“聞說澹然此日生，澹然此日卻為僧。僧寶世間猶時有，佛寶今看繡佛燈。可笑成男月上女，大驚小怪稱奇事。陡然不見舍利佛，男身復隱知誰是。我勸世人莫浪猜，繡佛精舍是天台。天欲散花愁汝著，龍女成佛今又來。”稱讚澹然是“世間僧寶”和“龍女”。李贄收女性為徒，談禪論道，引起了衛道士的攻擊與誣衊，還有人告誡他說：“婦人見短，不堪學道”，李贄發文予以回應。
“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女性。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閫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長短，不待言也。”李贄首先認同某人“婦人見短”的觀點，但為 何見短？究其根由在於束縛婦女的封建禮教。李贄認為正是各種倫理條規把婦女限制在閨門之內，因而也限制 了她們的見識。在具體分析了什麼是“短見”和“遠見”後，李贄反問道：“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李贄認為見識的長短與性別無關，如果女性擁有與男性相同的處境，擁有與男性相同的“學道”機會，女性透過“樂聞正論”，“樂學出世”，那麼她們的見識，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所以他主張女性理應擁有學道的權利。李贄又以歷史上邑姜、文母兩位為例，說明女性中不乏卓越之人。如何可以男女之分對其加以歧視呢！文章最後以唐朝大詩人元稹因仰慕女詩人薛濤的才情，向朝廷要求去蜀地做官的故事，為自己與澹然等幾位女性參禪學道做了辯護：“一文才如濤者，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況持黃面老子之道以行遊斯世，苟得出世之人，有不心服者乎？未之有也。”並辛辣地指出反對者乃“市井小兒”之見。當時的女性受封建禮教束縛較為嚴重，同樣封建禮俗也不能容忍文人言行放浪，特別是與女人“授受不清”的事情。所以“婦人見短，不堪學道”的根本是反對李贄與女性的往來，維護封建秩序。然而李贄的率真並沒有止步，他不僅反對女性不可學道，還是女性學道的踐行者，他還將自己與幾位女徒的信函結整合《觀音問》公開發表。
姜太公之女、周武王王后邑姜
不久，湖北地方士紳無端將李贄與女弟子透過書信談論佛道之舉誣稱為“男女混雜”，並大肆揚言要“正風化”將其逐出麻城女性。萬曆二十四年（1596 ），李贄在給朋友的信件中反戈一擊：“彼其口出‘正風化’之語者，皆其身實大壞風化之人。”閱讀李贄當時與女性交往的信件，確實無關風花雪月。隨後李贄勇敢地表示：“心上無邪，身上無非，形上無垢，影上無塵……是以堂堂之陣，正正之旗，日與世交戰而不敗者，正兵在我故也。”不過，李贄知道正統勢力是極其強大的，最後只得哀嘆道：“此間澹然固奇，善因、明因等又奇，真出世丈夫也。男女混雜之揭，將誰欺，欺天乎？ ……山居野處，鹿豕猶以為嬉，而況人乎？此而不容，無地可容此身矣。”李贄否定了“男女混雜”的事情，接著又以“山野間動物尚能嬉戲，又何況人呢？”來維護自己與女性友人交往的權利，足見其內心的悲涼。
如何看待李贄與女性的交往及其對女性學道權的辯護呢？繼續順著“童心說”來理解他的思想邏輯女性。
李贄把家人遣送福建老家後，在時間和空間上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女性。因時時出遊，恣意所適，長久以來的脾胃毛病竟然好轉了。一位寡婦常來院中像供奉修行者一樣向李贄送茶饋果，不久縣城中謠言四起，後來李贄才知道因寡婦孤苦無依，受到了欺負，引起了流言，於是不顧僧俗界限和男女差別，帶領眾人上門“代伸冤屈”。李贄在這段時間的行事，完全順從自己“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的志向。在耿定向以所謂“禪機”來解釋李贄“入嫠婦之室”等事情時，李贄卻明確宣稱“皆真正行事，非禪也”；至於授業女徒，他表示只是參禪求道者之間交流，是“自取快樂，非機也”。聯絡起來看，李贄寫作《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既是為了維護婦女平等的學道權利，也是維護自己求學論道的權利及交友的自由。
為了尋找精神同道者，李贄曾經向史書中探求，現在居然親身碰到了幾位在史評中曾經謳歌的“真男子”，當然感到欣慰和珍惜女性。他鼓勵澄然時說：“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開導自信時說：“既自信，如何又說放不下？既放不下，如何又說自信也？試問自信者是信個甚麼？放不下者又是放不下個甚麼？” 特別是澹然出生於仕宦之家，喜好讀書，識見卓越，超凡脫俗，她們正是李贄可以說法的“上上人”。後來李贄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 ）離開龍湖，外出遊歷，三年後澹然寫信勸其歸來，李贄回通道：“未可謂龍湖蕞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顯然，因幾位才華橫溢同道中人給自己帶來的精神快樂，更堅定了李贄對“絕假求真”的執著追求；因與幾位同好精神上的契合，李贄對龍湖加持了特殊的感情，將之視為淨土。
四、“本人情女性，切物理”：對李贄女性觀的歷史分析
萬曆三十年（1602 ）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參劾李贄，其中有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遊庵院女性。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庵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皇帝批示：捉拿治罪，他的著作一律銷燬。目 李贄的死與其女性“異端”言行有重要關係。萬曆二十七年（1599 ）《藏書》出版，焦竑作序曰：“聽其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電皆至，霮䨴百里，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餘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為衡鑑，且以為蓍龜，餘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焦竑認為李贄的話乍聽起來，顯得不媚時俗，異端駭人，但其實順應人情，切準事理，堅信當代社會賢豪和後世學者一定會理解並接受他。怎樣理解焦竑所言李贄思想“本人情，切物理”呢？
焦竑雕像
當時社會影響較大的公安派文學家袁宏道曾說：“幸床頭有《焚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女性。”袁宏道的意見很有代表性。查閱清朝所編《四庫全書》總目，其中有關李贄的書目有：
1.《九正易因》（無卷數、江蘇周厚堉家藏本）女性。
2.《藏書》六十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女性。
3.《續藏書》二十七卷（浙江總督採進本）女性。
4.《初潭集》十二卷（內府藏）女性。
5.《李溫陵集》二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女性。
6.《三異人集》（浙江巡撫採進本）女性。
7.《讀升庵集》二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等等女性。
《四庫全書》中李贄的書籍大多來自民間收藏，可見李贄的《藏書》終見日，《焚書》焚不盡，客觀上也說明了李贄的思想觀點與官方意識形態相牴觸，但實際上是符合當時社會普遍的風俗人情女性。馬克思認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李贄的女性觀首先受到其個人性格和生活歷程的直接影響，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同時也是對明朝中後期社會面貌的反應和時代精神的高度概括。
泉州城南李贄故居內的李贄半身銅像
明朝中後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南方地區私營工商業經濟獲得了一定發展，安貧樂道的社會心態有所開放，求富享受的價值觀念日益普及滋長，少數文人士大夫也開始追求個人的自由與快樂女性。李贄說：“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願有”“好惡從民之慾，而不以己之慾，是之謂‘禮’”，意思就是希望順應商品經濟發展，擴大思想自由。當時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女性在社會分工中的重要性有所顯現，伴隨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領域不斷拓寬，女性自身的生存和生活也直接或間接受到了影響和衝擊，進而促使其價值觀、行為規範發生了不小的改變。
“三言二拍”之《二刻拍案驚奇》
明代中後期的經濟發展不僅為女性觀念的新變化提供了某些條件，更成為李贄“異端”思想產生的肥沃土壤女性。所以，李贄稱讚西晉女子李絡秀時說：“有好女子便立家，何必男兒？”
當時佔統治地位的理學極度壓抑人性，士大夫中“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的“假人”越來越多，“真人”卻越來越少女性。雖然很多士大夫為獲取精神上的快樂，希望與女性進行正常交往，但又不願意尊重女性的人格和尊嚴。李贄明確地表達了對歷史上“節婦烈女”的同情，併發出了“其有生之苦尤何如也！”的感嘆。所以，在現實世界中遇到一些卓越女性時，李贄並不在意理學思想為社會定下的規則，勇敢地與她們交流，並維護她們的權利。
晚明追求“真情”，反對“假理”的社會習氣，在《金瓶梅》、“三言兩拍”、《牡丹亭》等文藝作品中也有較全面的反映，婚姻家庭、男女戀情等題材出現在了大眾面前女性。《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主張反對假道學，認為“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把情與理對立起來，尊情而抑理。當時公安派文學也主張崇尚“自然靈氣”，反對模擬因循。李贄與袁宏道、湯顯祖等人均有往來，三者之間相互影響。所以，李贄在闡發自己的文學觀時大膽地宣稱：“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之可止也。”為文如此，為人當也如此，李贄與女性交往時會依據童心的呼喚，直心而動，率真而為。
明朝中後期社會正悄悄地發生著變化，但畢竟還處於“黑漆漆”的暗夜裡，程朱理學作為官方哲學的地位是無可撼動的，加之李贄自幼閱讀儒家經書，想完全擺脫儒學思想也是很難的女性。在撰寫《初潭集》時李贄曾說自己“雖落髮為僧，而實儒也”。也就是說，即使個人的形象變了，思維觀念與表達方式也難以改變。更關鍵的是，李贄辭官後，個人的日常生活幾乎全部依靠地主士紳朋友的接濟，故與底層百姓和實際的社會經濟生活隔著很遠的距離。任何人都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李贄也不例外，他既跳不出自己所依存的經濟基礎，當然也產生不了能夠跳出階級侷限的新思想體系。李贄雖然尊重女性，維護女性的學道權利，並希望與女效能夠正常交往，準確地說，還是屬於“率性”“任真”個性的揮灑，其主要目的在於追求個人的獨立人格和精神快樂，同時李贄在批判了傳統加於女性的固有觀念後，深切同情她們的境遇，但是他又無法為女性找到真正的解決辦法，最後只能無奈地把希望寄託於“早證無生之樂”的玄妙彼岸，故還無法將李贄的女性觀上升到追求普遍的男女平等和婦女解放的高度。
李贄故去四百多年，今天已有足夠的時間跨度回看其思想與價值女性。李贄的“童心說”代表了陽明學的“極左”一路，反映了明清時期社會世俗化的思潮。任何封建思想倫理都有維護社會秩序的一面，也有壓抑人性的一面。任何時代的社會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自由的結合，李贄反對封建理學及其倫理道德，有爭取人性自由的積極意義，但是，辯證來看，並不能簡單地認定耿定向等人的思想都是虛偽的，甚至是反動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一文中曾經說過，難道探討這一切問題不就是研究每個世紀中人們的現實的、世俗的歷史，不就是把這些人既當成劇作者又當成劇中人物嗎？李贄作為“劇中人”，既受到現成“劇本”的影響，但又由於特立獨行的個性品質和果決的戰鬥精神，使自己成為影響歷史發展的著名“劇作者”。李贄透過志同道合的朋友圈，廣泛地傳播了自己的“童心說”，更透過不斷被燒，又不斷被刻印的書籍，滋養了明清乃至近代中國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綿長持久地衝擊了封建舊倫理，其反傳統的思想特質客觀上為 後世的社會啟蒙和婦女解放奠定了思想基礎。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女性，不代表本號立場）
